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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沉落

“勿抗恶。”

这是他常常用来劝我的话。他自然有名有姓,而且提起他的姓名许多人都知道。不过我以为只写一个“他”字也就够了。我并不崇拜名流,为什么一定要人知道他的大名吗?

“你一个人不承认又有什么用?要来的事情终归要来的。来了的事情你更没有办法叫它不来。日本把东北拿走也是如此。我们还是好好地利用时间来做点自己的事情吧。”

他常常坐在沙发上,安闲地抚弄他的小胡子,慢吞吞地这样劝我。

他说的“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却从不曾对我说明。我问他,他也只是支吾地回答。不过有一次他曾表示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只有这一次。

我是一个愚蠢的青年。即使我自己不承认,至少他已经有了这种看法。因为他有两三次惋惜地对我说过,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姓颜的弟子,比得上孔子的颜回,可惜很年轻就死去了。此后再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承受他的学问的人。还有一个方云先,正准备去应庚款留英考试,但是究竟差了一点儿。至于我呢,我当然差得太远。

话虽是这么说,然而他对我还不错,他依旧时常用种种的大道理来劝我,对我谈许多话,告诉我许多事情。

他的朋友不算少,但是很少有人到他家去。我大概是去得最勤的一个了。也常有一些青年到他家去领教,不过去了一次以后就不见再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曾想过几次,我自己也是青年,为什么我却常常去他家呢?其实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也许因为他对我好,也许因为我太好奇。

他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比他年轻。这是第二个了。而且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有地位的学者教授都有年轻的太太。他的情形同他们的一样,他和太太间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不曾看见他们吵过架,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夫妇间缺乏一种真挚的热情,彼此很客气,但是也很冷淡。虽然他当初追求他这位女学生的时候也曾激动过好一阵子,但是现在一切都平静了。他做了她的丈夫。法律上的手续一点也没有欠缺。他依旧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学者和教授。 太太喜欢跳舞,他有一个时候也喜欢跳舞,但是现在他不常去那些高等华人的跳舞厅了。太太依旧常到那个地方去。他不和她同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陪伴她,那是有名的历史教授,官费留美生,说起来也还是他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课。

“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

我虽然比较能够忍耐,但是也禁不住要生气了;我就不客气地反问他:“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实在的事情呢?你就不算浪费时间!”

他倒一点不生气,半得意半嘲笑地回答道:“我?我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在读书。我整天整夜地读书,思索!比你们都用功!”

我相信他的话。他有着这所王府一般的住宅,而且有一间极华丽、极舒适的书斋,当然可以整天关在那里面。他的藏书的确不少,一个玻璃橱一个玻璃橱地装着,陈列在宽大的客厅和宽大的书斋里。而且每一本书的装帧都是很考究的。里面英文、日文的书不少,中文书也很多。

“我劝你还是多多读书吧。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人少读书是不行的。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埋头读书的人,它用不着那般空喊着打倒这打倒那的青年。我读了这么多的书,还觉得不够。你们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要收复东北,也得靠读书。”他带了点骄傲地对我这样说教。

说到读书上来,我只好闭口了。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听了他的这番读书救国的大道理,我不觉带了钦佩的眼光看他,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

“要宽容,要尊重别人。没有绝对的恶。在我们中国,各种人都该尊重,他们的努力都是有用的。每个人都该守本分地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好好地用功读书,不要管别的事情。你准备毕业后去应庚款考试留学英美吧?”

我听了他的教诲,告别回来。走进公寓里,刚刚打开自己的房门,看见那个窄小低湿的房间,我忽然想起了Boxer Indemnity Student英文:义和团赔款学生。这个称呼(我听见一个英国人轻蔑地这样叫过),不知怎样总觉得浑身不舒服。他竟然拿这个当做我的理想!我对他的话渐渐地起了反感。我看我的小书架,架上只有三十多本破书,而且有几本还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怎么能够同他相比呢?我没有他那种环境。

“环境算什么?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他常常这样鼓励我。

他的话说得倒漂亮。所有他说过的话都是很漂亮的。他从不去想离事实究竟远或者近。我走出他家的大门,就有点疑惑他的话;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对他的尊敬就动摇了。

有几次我真正下了决心说:关起门读书吧。但是我的房门和他的书斋不同,我虽然关起门,心还是照旧地跑到外面世界去。我阖上书本思索,我的思想却走得更远,而且更大胆,我差不多把他的全部道理都推翻了。我连学问的宫殿的大门也不想伸手去挨一下。

说句老实话,我对他的尊敬一天一天不停地减少。我有好几天,不,一个多月,不到他那里去了。于是他寄来一封信。

他的信也有一种独特的格式,不仅格式,而且连字句、思想都像是从几百年前的旧书里抄下来的。他写了许多漂亮的话,无非问我这许久为什么不到他家里去。

为了好奇,也许还为了别的缘故,我这下午便到他那里去了。他的听差素来对我很客气,不用通报就让我大步走进去。

院子里开着各种草花。一个葡萄架搭在中间。我一个多月不来,这里的景象也改变了。在客厅的一角他的太太正在同历史教授亲密地谈话。她打扮得很漂亮,大概新从外面回来或者正预备到外面去。

他们不曾注意到我,我连忙把脚缩了出来。我不去打扰他们。我知道那位历史教授很崇拜她。据说历史教授曾经写了好几首英文诗献给她。有人甚至说过他们中间有着柏拉图式恋爱的关系。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很自然的。历史教授相貌漂亮,年纪轻,谈吐又讨人欢喜。这样的人同她在一起是相配的。恐怕连做丈夫的他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

我走进了他的书斋。他安适地坐在小沙发上,手里拿了一卷线装书摇头摆脑地低声诵着。

“你来了!”他放下书含笑地招呼我。

“一个多月不见,你的学问一定大有长进。这些时候你一定读了不少的书。”

我老实地告诉他,这一个多月里,我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三本书。这使他非常吃惊了。

“那么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年轻人这样不知爱惜地浪费时间,真可惜!”

一个多月不见面,现在我得到他的信来看他,他劈头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便嘲笑地反问道: “先生,你呢?”

“我么?我最近买了一部很好的明人小品。”他似乎并不觉得我的话有点不恭敬,他很得意地拿起那本书,指着它对我说。“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书。明朝人的文章写得真好,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部书你不可不看。”他把书递给我。

我把书接到手翻了几页,是个袁什么的日记,我也不去管它,只是轻蔑地摇摇头,把书还给他,不说一句话。

他瞪了我一眼,显然他看出我的态度了。他不满意我,但是他能够宽容,能够忍耐。他依旧温和地、不过带了点责备地对我说:“怎么,你们年轻人总是看不起这看不起那的,其实人家事事都比你们强。这样的好书,你们很难有机会读到。你不肯正眼看一下!这种态度不成!“

自然我的态度同明朝人的差得很远,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够宽容,不能够忍耐,我自己也知道。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信服他的道理了,便又高兴地说:“我还买到一个宋瓷花瓶,的确是宋瓷,可惜你不懂。”

他这次并不把花瓶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不能认识它的价值。

“年轻人应该用功啊。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贝真多,做子孙的要是不能够认识它们,这是多么可羞的事。所以我劝你多多地用功。学问是无止境的。年轻人除了用功读书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这样说教,同时他威严地抚弄他的小胡子。

从前有几次我对他这种话也曾用心地听过,可是如今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顺耳。特别在今天我不能够忍耐。明朝什么宋朝什么已经把我的脑子弄昏了。我生气起来:他为什么要把我找来这样麻烦我呢?我开始明白那些青年到他家来一次就不再来的原因了。

“先生,你要知道我今年才二十三岁!”我忍不住这样叫了。

“二十三岁正是用功的时候。青年时代的光阴是很可宝贵的。”他依旧谆谆地劝导我,他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理。

“那么我还用得着管明朝人写了什么书,宋朝瓷器有什么价值?那只是你们这种人干的事情!”这一次我很不恭敬地说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脸色立刻变了,红一块白一块;宽边眼镜下面的眼睛恶狠狠地望着我;他微微喘着气,嘴一下张开,一下又闭着,好像有话要冲出口,但是又没有能冲出来。 看见一个宽容论者生了气,我倒暗暗地笑了。我起初打算就在这个时候走开,然而现在我倒想留在这里欣赏他的怒容。我知道一个劝人忍耐的人的怒容和明版书一样,人很难有机会见到。

“你去吧。”他挣扎了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对我挥手道。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并不移动身子。我甚至更冷静地细看他的面容。

他的眼光渐渐地变温和了。脸上的表情也由愤怒变到了懊恼。

“宽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我讽刺地自语道。我的眼睛仍然不放松他。

“不用再说了。你将来总会有懊悔的日子,你会明白我的话不错。”

我哪里有耐心去听他的话,我完全在想别的事情。我对他的尊敬这一次就完全消失了。

“你记住我的这些话,你将来会明白,我年轻时候也是你这个样子,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错。你将来也会后悔。你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像在作最后的挣扎似的他还努力来开导我。 我记起来了。别人告诉过我他从前的确写过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还有许许多多激烈的主张,而且那个时候他完全用另一种文体写文章。别人的确对我说过些事情。但是我不能够相信,我也不把它们放在心上,因为这跟他现在的一切差得太远,太远了。固然时间会使人改变,但是我不相信在十几年里面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跟自己完全反对的人。然而这一切如今都被他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下巨步究竟是怎样跨过去的!这简直是一个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

我好像在猜谜般地望着他的脸。我想从它上面找出一点年轻时代的他的痕迹。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这些只告诉我一件事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这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身子突然伸长起来,比他高了许多。我从上面射下眼光去看他。我想,你自己也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你是在分析我?”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的眼光,从这眼光他知道了我的心理。他渐渐地现出了不安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你真奇怪。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说。

“你没有尊敬!你没有信仰!”他加重语气地继续说。“你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不承认!”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已经看出来我的态度引起了他的烦恼,而且使他发现一些从未到过他的脑子里的事情了。

“你完全不像中国人,完全不像!”他略略摇着头烦躁地说。

我看见他的得意与满足给我赶走了,我看见他带着从来不曾有过的烦恼的表情说话,我感到很大的兴趣。

“你完全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你完全不知道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你的思想很奇怪,很奇怪。你不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吃力地说着,一对眼睛在宽边眼镜下面痛苦地转动,脸色由于兴奋变红了。他比平日有了更多的活气。但是我却注意到一个阴影慢慢地走上了他的眉尖,那本袁什么的书无力地落在地上,离痰盂很近,他却不曾注意到。

“那么你愿意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么?”我挑战般的问他道。我相信他要是知道我这时的思想,他的惊奇和痛苦还会比现在的更大。

“不,不!”他猛省地对我挥手说,他甚至带了哀求的眼光看我。他绝望地躺在沙发上面,显得十分瘦小无力。

“这个人究竟还有点心肝。”我这样想着,就站起来,不再麻烦他了。

我走到门口正遇见他的太太挽着历史教授的膀子有说有笑地走出去,门前停着一辆汽车,两个人进了里面就让汽车开走了。

我站在门前,不觉又想到书斋里面的他,我自己也很奇怪,今天居然跟他谈了这样的一番话。

以后的好几天里面我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他。但是报纸上刊出了他和他的太太的名字。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演讲莎士比亚的悲剧。过了两天他又在另一个大学里演讲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的价值。

关于他的太太的消息更多。譬如她在一个慈善的游艺会里演奏钢琴,或者某要人在什么花园大宴外宾请她担任招待,或者外国某着名文学家来游览,她陪他参观了什么古迹。

从这些消息我便想起这一对夫妇的生活来。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是我又想:他不是说过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么!我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

我依旧把他的劝告抛在厕所里。我整天整夜地浪费时间,不守本分地去做那些非“自己的事情”。

一天上午我在英文报上读到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Student放洋的消息。晚上我走过一家戏园,无意间遇见了他和他的太太。他们正从汽车里出来。戏园门口挂着大块的戏牌,上面写着李香匀的《得意缘》,我知道他又在陪他的太太听戏了。

他先唤我的名字。我只得站住了,跟他打招呼。

“你知道云先今天放洋么?云先平日很用功,所以有这个报酬。你将来也可以去试试看,”他温和地对我说,很高兴,因为方云先是他的一个得意学生,毕业以后还常同他来往。我在他那里见过方云先,是一个和他同一种类型的人。

我看见他温和地对我说话,好像完全忘记了那一天的事情,我也打算客气地同他敷衍一下。我招呼了他的太太。恰好这时候历史教授来了,把她拥进了戏园。他却站在门口等我的答话。 “你这几天读了些什么书?还是像从前那样地浪费时间吗?”他依旧温和地问我。

我刚要开口,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把我抓住了,我分辨不出是怜悯还是憎厌。我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我粗鲁地回答道:“你知道中国人民还要担负庚子赔款多少年?我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略一迟疑就转身往里面走了。这句话大概很重地伤害了他。

事后我也不去找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寄来了一封信,这封短短的信跟他从前的信不同,里面似乎有他自己的感情,而且带了点忧郁、伤感的调子。他希望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不要跟他疏远。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走过他的住宅门前,便进去了。

这天他没有课。他穿了件晨衣躺在书斋里小沙发上,手中拿了一本英文小书,无精打采地读着。

“你来了,很好。”他的嘴唇上露出了疲倦的微笑,把书翻过来放在沙发靠手上。我一眼就看见那是英译本的《契诃夫短篇集》。

他看见我的眼光落在书上,便解释道:“这几天我专门在读契诃夫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是有价值的作品,你也可以找来读读。”

我坐下来,正要开口,一种莫名的憎恨突然把我抓住了。我带了点恶意地向他挑战说:“你喜欢契诃夫,你知道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很像你吧。”

他不自觉地点了点头。但是他又猛省地摇着头说:“不,不!”他用了惊疑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揭发了他的什么不愉快的秘密。

“那么连你也不愿意做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我这样追逼地问道。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这不是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

他没有话回答了。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把眼光埋下去,好像故意在躲避我的注意。过了半晌他才抬起头,用一种无力的绝望的眼光看我,口里呻吟般地说:“你也许有理。我是完结了。我们这种人是完结了。”

撇开了宋瓷花瓶,撇开了袁什么的日记,撇开了公安、竟陵派的小品文,撇开了明朝文人的生活态度,撇开了他念念不忘的“庚子赔款”,他这一次终于说了真话,他自己承认他是完结了。一种严肃而带悲痛的感觉抓住我。我仿佛就站在一副刚闭殓的棺材前面。

“我看不见,看不见,在这个书斋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啊……”他诚恳地小声说,他说话很费力,好像在跟什么东西挣扎。他无力地举起右手指着那些精美的书橱说:“都是它们!我只看见这些!我只知道……我只看见过去,我的周围都是过去。……都是死的,都说着死人的话,我也重复说着……”他说下去,声音更像哀号,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见从他的眼角淌下了泪珠,泪珠在他的脸颊上爬着!他并不去揩它们!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流泪,我的心软了。

“那么你不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我同情地问道。我想,他既然知道他的错误,当然比较容易地改正它。

“改变生活?你说得这么容易!”他痛苦地说。“我是生根在这种环境里面了。我是完结了。我只能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天,一天,我是愈陷愈深地沉下去了。沉下去,就不能够——”

他忽然闭上嘴,仿佛一阵悲痛堵塞了他的咽喉。他开始微弱地喘息,眼睛里带着绝望无助的表情。眼泪接连地沿着面颊流下来,爬进了他的时张时阖的嘴,给他吞下去了。

房间里是一阵沉寂。院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这样的沉寂真可怕。好像一切的运动已经停止,这个世界已陷入静止的状态,它的末日就快来了。

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喘息声直往我的心上扑过来,仿佛这个世界里就只有他的喘息,一个绝望的人的无力的喘息,这是多么可怕!空气变得非常沉重,一刻一刻地压下来,逼近来,我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了。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听得见,这个房间就像一座古墓。我想他每天每天埋在这里面,听着自己的心跳,读着那些死了的腐儒的着作,怎么还能够保持着活人的气息呢?这时候我对他的将来不能够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一个坚定的、命令般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着:他是完结了,无可挽救地完结了。

他不能够说话。我也不做声,我知道话是没有用的了。我很想走,但是我并不移动身子,我仿佛在等候一个惨痛的灾祸的到来。

不到一会儿工夫,忽然空气震动起来。汽车的喇叭打破了这种难堪的沉寂。我们在房里听得清楚,汽车开到大门口就停止了。我知道他的太太回来了。但是他依旧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好像没有听见车声一般。

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他的太太穿着1933年的新装,满面春风地走进房来,后面跟着那位有名的历史教授。

他看见太太进来,他的脸色马上就改变了,接着举动也改变了。他带着笑脸去应酬她。她是一个交际明星,对丈夫也会用交际手腕,不消几句话她就把他弄得服服帖帖,而且有说有笑了。我没有工夫看这种把戏,就趁这个机会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想到他,仿佛看见他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沉下去,沉下去——于是沉到深渊底看不见了。我只记住他的一句话:“我是完结了。”

我也不再去找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他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相信以后除了他的死讯外,我不会再在报纸上或者别的地方看见他的消息。

然而使我非常惊奇的是,过了几天报纸上就刊出他在某大学讲演明朝文人生活态度的消息。接着又看见他写了大捧袁什么的文章。两个多月以后他标点的袁什么的着作出版的广告又在报上登出了。又过了半年的光景,我就听见人说他做了某某部的一个领干薪的委员。这某某部也许就是教育部,不过我没有听清楚。这样看来他大概努力在往上浮,往上浮。但是实际上他却越发沉下去,沉下去了。

他的太太的消息报纸上刊得更多。画报上也常常印出她的照片,下面还附了一些按语。最后一个消息是她跟她的丈夫离婚,同那个有名的历史教授结伴到美国游历去了。这一年正是历史教授在大学里的休假期,他要到哈佛大学去主讲中国史学。

我知道这件事会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也不去管他,我早把他当作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然而又一件使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太太赴美后不到九个星期,他就寄了一张和某女士结婚的通知来;更奇怪的是不到一年报纸上就刊出了他的死讯。事情竟然变化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报纸上刊载了不少哀悼他的文章,好些刊物为他出了特辑,印着他的种种照片。从那些文章看来,似乎所有识字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大家一致地说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大损失。连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也像写哀启一般地为他写了传记。

但是我,我虽然也为他的死叹了一口气,我却不曾感到些微的损失。并且我倒为自己庆幸,那“勿抗恶”的声音是跟着他永远地死去了。

1934年秋在上海 巴金写《家》时用的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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